宁波：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文化影响力宁波石刻：连接中日文化交流的艺术纽带

本文将聚焦于宁波这座城市，它在中国大运河南端出海口和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起碇港的独特位置，以及其独特的地理、社会和人文优势。同时着重介绍《从宁波到日本 : 生活世界的对话》这本书中关于宁波石刻文化对日本影响等方面的内容，展现宁波在东亚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意义。

宁波，位于中国大运河南端的出海口，同时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碇港。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海洋区位优势，并且开放文化基因源远流长，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宁波的独特性。凭借着自身的地理、社会与人文优势，借助先民们人口移动、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等多种方式，宁波见证了东西方文明的相互交流借鉴，在东亚文化圈的构建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这座城市有着“水乡”和“港城”的特点，在与水共生、共斗、共戏的发展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。

《从宁波到日本 : 生活世界的对话》由[日]高津孝编，谢展眉、郭永恩译，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。这本书呈现了文化影响与交流在具体生活层面的体现，它详细地阐述了宁波的滨水生活形态、建筑样式、水利设施、茶叶种植及茶饮、民间戏剧、石刻文化，还有海上商贸往来的历史。并且揭示了饮茶习惯、石刻艺术和民间信仰在日本的落地与发扬，突出了宁波作为港城在东亚海洋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，彰显了宁波在中外文明交流中如同摆渡者一般的重要形象。

>>内文选读：宁波石刻文化及其对日本的影响

在奈良市区北部的般若寺内，矗立着一座十三重塔。经测量，其高度为12.6米，这一高度使它成为日本国内仅次于京都府宇治市宇治浮岛佛塔（高约15米）的第二高佛塔。这座佛塔由花岗岩制成，位于五层阶梯状的基座之上。在最底部一层的塔身上，用线雕刻画了显教四佛的优美姿态。通常情况下，显教四佛为浮雕形式，如果是密教四佛的话，还会一并雕刻诸佛的种子（梵字）。像奈良般若寺的这座石塔这样，用线雕在塔身雕刻四佛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。如今，除石塔的第二层是后来修补的之外，相轮也是混凝土制作的复制品（原物放置在石塔一侧）。

关于这座石塔，根据记录，在延应二年（1240年）它已经建成了第五层。但后来由于不明原因工程延期，竣工时间推迟到建长五年（1253年）左右（工匠在进行解体修理时，发现了写有建长五年墨书款的法华经外箱）。

除了这座非常显眼的大型石塔之外，般若寺内东隅还有两座南北并立的笠塔婆。这两座塔皆为花岗岩制，南塔高4.6米，北塔高4.9米，是日本国内最大规模的笠塔婆。其中，南塔上雕刻有释迦三尊和胎藏界五佛，北塔上用“药研雕镂法”（雕口截面呈V字形的雕刻方法，即尖底阴刻）雕刻着阿弥陀三尊和金刚界五佛的种子。

不仅如此，这两座塔上还雕刻有南北二塔连续的长铭文，这些铭文为后世提供了大量的信息。根据这些铭文可知，两座笠塔婆是在正元二年（1260年，实际上该年四月已改年号为文应元年）七月，由伊行吉为亡父伊行末的一周年忌日，同时也为纪念母亲（当时仍在世）而建造的。此外，铭文里还记录了伊行末的事迹：伊行末是建造般若寺十三重塔的核心人物。东大寺在平重衡主导的“南都烧讨”中被焚毁，治承四年（1180年），东大寺即将开始修缮之际，伊行末从中国明州（宁波）来到日本，在以大佛殿石坛为始的诸堂修葺工作中成绩斐然。

记录着东大寺复兴实情的史料——《东大寺造立供养记》（以下简称《供养记》）证实了该铭文的内容，其中记载了东大寺中门的石狮子与大佛胁侍石像，以及四大天王石像，皆是建久七年（1196年）由“宋人字六郎等四人”所造。在这四位宋人石匠之中，确实有年轻的伊行末。